金秋九月的一天上午，阳光灿烂，天高云淡；瓦房店市看守所4号会见室里，灯光暗淡，凉风习习。犯罪嫌疑人Q坐在围网里，现年36岁的他脸色焦黄，额头上横纹褶清晰可见。

“起诉书看到了吗？你有无异议？你认罪吗？”我向Q连续三问，其实只想弄清一件事，Q是否认罪。

“我看了。关于共同犯罪，其实是W雇我整理数据，我整好后发还给W，W付给我报酬。”Q回答。

我望着Q的脸，脑中浮现出手机里的一些垃圾短信，更不用说更多的公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各种信息被盗取复制了。“请你准确地告诉我，你认罪吗？”我再问Q，Q立即回答：“我认罪。”

其实关于犯罪，我国相关法律有明确规定，还有司法解释进一步清洗判定。教科书上把犯罪归纳为三个特征：社会危害性、刑事违法性、应受刑事处罚性。就说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，深受其害的人们不计其数，其社会危害性可见一斑。

Q的案子是这样的：2011年7月8日以来，同案犯W在瓦房店市光明小区所租住的家中，通过互联网伙同被告人Q，利用“扫信”软件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，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身份认证信息，并进行贩卖获利。经查明：自2011年7月8日至2012年1月12日期间，被告人W、Q非法获取计算机身份认证信息1977253组，被告人W获利32294.53元人民币；被告人Q获利21269.66元人民币。

在我让Q把其涉嫌犯罪的事实讲一遍后，我问Q：“你还有什么辩解？”Q滔滔不绝讲了一遍，经过整理如下：

“起诉书认定我获利21169.66元人民币，我只实际使用了两千多元，其余都被办案机关封存。”

“涉案的信息中，有110万组号码是我花了六百元钱从网名叫'缘葱哥'”手中买来的。”

“干这些事儿我没认为会犯罪，只是限于游戏范畴。”

“我整理后都发还给W，我后来没卖过。”

“我有病，2012年手术，是膀胱癌。”

我通过整理会见笔录，从Q的表述中，发现以下几点问题值得关注：

1、Q涉嫌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》的罪与非罪的界限。

    从******人民法院、******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看，只要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500组及以上，即构成本罪。我国刑法规定的是侵入国家事务、国防建设、尖端科技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，而上述司法解释突破了此限数。但我们可以知道：获取后是否买卖、是否获利及多少均不影响本罪成立。因此，Q的相关辩解不成立。

  2、关于共同犯罪

Q想主张被W雇佣，以此否定成立共同犯罪，进而达到Q自己无罪额辩解。但是，我到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调取了该案卷宗，复制了与W的供述及相关证据材料，从中可以看到：Q与W到案后，对其通谋、分工一直供认不讳，可以说：成立共同犯罪。那么，Q是否有可能构成从犯呢？W在公安机关讯问中回答：他可以从获取到出售数据独立安排，但是获取后整理这些数据的工作量很大，因此才与Q联系，让其利用“扫信”软件批量整理，并付给Q报酬。我认为：Q在该项犯罪中起到的是辅助作用。

3、Q有酌定情节的癌症

由以上情节，律师形成了整体辩护观点和思路。

本案于2012年9月17日上午9时在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开庭。

庭审中，我向W发问：“你是否独立完成从获取到出售？”W回答：“与Q合作前有过。”

随后，我又向Q发问：“你刚才在法庭调查中，说你曾通过购买部分数据，整理后发给W，此事是否属实？”Q回答：“属实。”听到这个回答，我感到：会对Q成立从犯有直接影响。我马上又向Q第二次发问：“你患有何病？”“患有癌症，2010年手术。”“到案前做何种******？”“化疗”。

当场，我向法庭呈交了Q的病例，并说明这只是作为一个情况向法庭提供，同时请合作人审阅。法庭审判长发问：“你递交Q的病例，目的是什么？”“请法庭合议庭在为Q量刑时酌情考虑予以从轻。”我回答。

在法庭所有程序结束后，我于9月20日收到了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的《刑事判决书》，对W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一万元，对Q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，并处罚金一万元